韩非，战国末期韩国人，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80年，卒于公元前233年。他与后来成为秦相的李斯同为荀子门下弟子，二人师出同门优配股，而李斯也曾坦言学识不如韩非。韩非天资聪颖，文采非凡，却因口吃少言寡语，往往借著述来表达政见。他敏锐地看到韩国国力日渐衰微，曾屡次上书韩王，劝谏应广纳贤士、推行富国强兵之策。然而韩王昏庸无能，未能采纳。
《韩非子·问田》中记载，当时有人提醒韩非，不要冒犯昏君权臣，否则必将招致祸患，并举例吴起被支解、商鞅被车裂，皆因不遇明君。面对劝告，韩非却坚定地回应，立法设制是利民之举，他不会畏惧昏君的迫害。由此可见，韩非改革的决心极为坚毅。他撰写了十余万言巨著《韩非子》，流传至秦国，引起秦始皇极大关注。秦始皇甚至感叹：“若能得见此人，即使死亦无憾。”于是秦国急攻韩国，以求得韩非。公元前233年，韩王迫于压力派韩非入秦，然而不久他便因李斯与姚贾的谗言惨遭毒害。
展开剩余70%韩非对儒家的复古主义与仁义之说进行了尖锐批判。他继承了荀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思想，并提出“参验”的主张，强调通过观察和检验来判断真伪。他舍弃了荀子容易被误解的“礼”，而直接推崇“法”。在他看来，“法”是明确的成文制度，无论贵贱皆需遵守；“术”是君主掌控臣下、集中权力的政治手段；“势”则是权威力量，有了“势”才能保证“法”“术”的实施。这一体系成为秦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重要理论基础，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。然而，其学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地主阶级的残酷性，意在通过严刑峻法压制人民反抗。
《韩非子》全书共五十五篇，详载其思想主张，事迹则见于《史记·申韩列传》。他反对儒家复古论调，主张应因时制宜，强调“论世之事，因为之备”，即要根据当代社会实际情况制定对策优配股，而非拘泥于古制。他的见解比荀子更进一步，强调“法后王”应指当代之王，而非三代古王，这在战国末期无疑更具现实意义。韩非认识到社会不断发展，这种思想极其宝贵，但他仍未完全突破英雄史观的局限。
在儒法斗争最激烈的时期，韩非猛烈抨击儒家“以文乱法”。他指出，儒家宣扬的仁、义、礼、乐等观念在社会变革中起着逆流作用，阻碍历史前进。他直斥儒者“不耕不战”，徒乱法度，危害社会，甚至矛头直指孔子。他的批判为秦始皇后来的“焚书坑儒”提供了思想舆论基础。与此同时，他继承并发展了商鞅“刑无等级”的思想，提出“刑不阿贵”，即刑罚不避大臣，强调法律面前人人皆应负责。这一原则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威，推动中央集权，但其最终目的仍是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，而非实现普遍平等。
韩非还对儒家宣扬的“仁义”“孝悌”提出深刻批判。他指出，这些理论表面仁厚，实则旨在维护旧制、压制反抗。若以“仁义”治国，则国家易危、君主难保；提倡“孝悌”，则削弱国家利益。尽管韩非没有彻底揭示这些思想的阶级本质，但他的批驳揭穿了儒家学说的不切实际与历史局限。
韩非的思想体系最终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理论支撑，成为中央集权政体的思想基石。虽然他本人因政争殒命，但其学说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历史，既体现出法家思想的锐利与现实意义，也暴露了其残酷与局限。他的一生虽短暂，却在儒法之争与大变革时代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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